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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教授近日在“國家不安全研討會”上發表意見，其中有以下的一段話：“中共會不會以武力攻打台灣？與會的許多專家認爲不容低估，但最近媒體公布的一個民調結果很有意思，因爲高達八成的民衆認爲中共不會武力犯臺，只有一成二認爲可能。民衆之所以如此樂觀，則是因爲有接近六成的人認爲美國將會出兵救援，不到三成的人認爲美國不會。“
”我認爲這是一個警訊，因爲當台灣民衆越相信中共不敢武力犯台，就越不在意政府及網軍對中共的嘲諷及挑釁，也越容易刺激中共最終訴諸武力。雖然中共是否有實力攻下台灣很難講，但教訓台灣或展現意志的可能性卻變大了。”
我大體同意江前院長的說法。只不過，覺得還有點意猶未盡，此處嘗試再稍做補充討論。
大家最關心的議題也許可以集中在下面兩件事：中共究竟是不是會對台灣用兵？美國會不會出兵援救台灣？
關於中共會不會對台灣用兵，江前院長的說法是中共可能會“教訓台灣“或”展現意志“。這似乎是在暗示說，基於這兩種理由，中共或許會對台灣用兵。但是，我認為動武的可能性絕不止於這些理由。這兩個理由，其實都是相對較理性的理由。但是，中共的集體行動未必如此理性。大家不妨想想大躍進與文革。那是一種集體理性的行動嗎？
純就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歷史來看，好比珍寶島事件，那是在主動對當時的蘇聯採取攻擊行動，而蘇聯的軍事實力當時是遠遠超過中共的。再說所謂”對越懲罰戰爭“，當時中共軍隊已經多年未曾經歷戰爭，而且準備並不周全，卻就展開了對越南的攻擊行動。反之，越南軍隊則是才經歷過長期戰爭（約從46年到75年），軍隊在士氣上、戰爭經驗上都處於優勢。結果是中共軍隊以慘勝告終，戰爭結果中共其實沒有落到任何實質好處。其實，1950韓戰對美國，1962對印度的兩場戰爭，也很難說有實質的好處。
在以上的幾場戰爭中，中共至少是維持著有效統治的狀態，能夠冷靜決定是否要採取該項軍事行動。而且，從總體戰略上說，這幾場戰爭倒未必不值得。
但是，中共黨與黨中央是不是總是處於這種權力穩固狀態下呢？我卻以為事情頗玄。此刻的中共，恐怕本身處於重重危機之中，並不是像上面幾次戰爭時，黨與黨中央權力那麼穩固。從而，此刻的中共中央要決定發動戰爭，顧慮會更多、更深。從某些角度來看，這時候中共發動對台戰爭的可能性很低。恐怕綠營中的許多人也是這麼推斷的。我們也可以說，如果中共理性抉擇，那麼，對台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對台發動戰爭是非理性的舉動。
但是，因此，兩岸之間發生戰爭的機會就真的很小嗎？現在的武嚇動作就純粹是在擺姿態嗎？我卻又並不以為然。
我以為，很少戰爭是出於純粹理性的抉擇。但是，戰爭並不因此消失。因為人的行動並不總是那麼理性。尤其是集體，更可能出現好像非理性的行動。
社會心理學上有個“團體迷思（groupthink）”的概念，團體會因為風險責任可以轉嫁而採取貿然行動的情形。所以，固然有所謂“集思廣益”的說法，但是，集體卻也可能做出荒謬的決定。中國大陸在1950年代末期決定採行“大躍進”的政策，可說大體就是一種集體迷思的結果。德國在1930年代發動連串戰爭及屠殺行動，最後導致二次大戰，也可以說是一種集體迷思的表現。類似的歷史悲劇，俯拾即是。
那麼，中共會不會在最近的時間對台發動戰爭呢？也就是採取一種外界認為的非理性的集體行動呢？我認為未必不可能，而且，未必是出於一種教訓（台灣）或向世界展現意志的較理性動機。
對台灣動武，我認為最有力的催化劑是民族主義。而促成民族統一就是民族主義情緒的體現。這不同於教訓行動。至於是不是意志的展現，也許是，但更重要的問題也許還不在此。
我們都知道慈禧太后向11國宣戰的往事。最後，導致八國聯軍的悲劇，並且以簽署辛丑和約告終。滿清也從此走向末路。
當時為什麼會做出泛泛的宣戰決定？那顯然是一種悲憤情緒的表現。但是，我以為，更重要的其實是它是一種集體焦慮下的非理性決定。慈禧會做這樣的決定，部分是在宣洩百官們的情緒。如果不是向外發洩情緒，那麼，憤怒情緒可能轉而向內。這其實才是最不可承受的壓力所在。對外宣戰的非理性集體決定，有可能是出於化解集體內部情緒壓力的個人理性抉擇。
簡單說，習大大此刻承受的內外壓力必然也是非常巨大。要如何應對這種壓力呢？向外尋找宣洩口。而統一戰爭就有可能是這種宣洩集體情緒壓力的“理性”抉擇。
我大膽猜想，習的內部壓力中其實還可能包括如下的一種情形：可能有軍頭或可連結軍頭的勢力會逕行對台灣動武，而且是爭取快速獲得戰果的行動，然後以此獲得民氣支持，來與習大大進行權力對決。
此刻，在習大大權力尚還穩固的時候，這種狀況發生的可能性很小。但是，如果情勢有變，會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就不一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會形成壓力，逼使習大大採取貿然軍事行動。這就好像當初中共逼使老蔣提早發動對日抗戰類似。當年是不抗戰就下台；現在則可能是不儘速統一就下台。總之，要奪權就要找理由，統一符合民族主義情緒。而永遠不缺乏想要奪權的人，尤其在中共這種權力過度集中的體制下。
所以，中共這個權力過度集中而此刻內外交困的集體，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催化下，在兩岸究竟是不是要武統這個議題上，未必一定做出外界所以為的“理性”的抉擇。他們可能有不同的“理性”思考。
總之，我認為中共此刻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，比台灣大多數人所以為的要大得多。江前院長的說法，可能是一種淡化的說法，未必是沒有此處的思考深度，倒是有可能比較多些其他的顧慮，畢竟他的言論影響力遠比我大得多。
至於美國會不會出兵救援台灣，我可能比蘇、馬、江等人的看法要稍微樂觀一些。不過，其中仍然可能存在兩個比較大的問題。首先，如果是事發倉促，救援是否來得及？再者，美國的援救行動是不是出於一種決志？或是一種理性計算？決志，我是指一種康德式的“義務”概念，一種必要的行動。
實際點說，我不認為美國會為了救援台灣，竭盡一切所能。就好像當年的越戰，美國在眼看情況不對的時候，他們就理性收手了，並且因此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。只是稍後留下所謂的越南難民在海上漂流。而現在的中國只有比當年的越共更難搞。
總之，我認為美國不可恃。他們會幫助台灣，但是未必徹底、未必及時。兩岸的和平有賴於兩岸之間的適當互動。
所謂兩岸的適當互動，未必只有三種選項：親美、親中、中立。在這三大範疇裡，可以有許多細微的差異與變化過程。這些也都可能帶來極不同的總體影響。
對我來說，蔡政府批評馬英九路線為卑躬屈膝，甚至是投降，我認為是把上述的三種路線範疇過度簡單化、絕對化。這種判斷非常粗糙，更重要的是讓自己失去伸縮餘地。反中、敵中，可能符合台灣現在的多數民眾情緒，但是，對兩岸關係發展絕不是好事。希望大家能再多些深思！